人类与蝗虫的“较量”已经持续了几千年。全球范围内，蝗虫的种类超过一万种，其中不少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。我国境内就有一千多种蝗虫，其中约六十种会对农作物造成严重威胁。古籍中对蝗灾的记载比比皆是，从春秋到明清，几乎每隔数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灾害。比如清代《河南通志》中写到“飞蝗蔽日，赤地千里”，寥寥数语便刻画出蝗灾的残酷景象。
进入近现代，蝗虫的危害并没有减弱。统计显示，在过去两千多年里，我国共发生大规模蝗灾八百余次，平均三年一次。尤其是二十世纪，蝗灾造成的经济和粮食损失更是惊人。1931年江淮大水后，苏皖两地因蝗灾损失惨重；1942年河南蝗群过境，麦田几乎颗粒无收；1951年河北黄骅县甚至出现每平方米多达四千只蝗虫的恐怖场面。
蝗虫之所以难以防控，除了数量庞大，还因为它们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在“独居”与“群居”模式间切换。一旦形成蝗群，就能覆盖数百平方公里，每日吞噬相当于自身体重的农作物，迁飞距离甚至可达两千公里。
在古代，治理蝗灾的方法多半收效甚微，主要受制于科技水平与认知不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立即把蝗灾防治提升到战略层面。1951年政务院发布紧急指示，建立起系统的防治网络，全国动员抗击蝗虫。在这场艰难斗争中，生态学家马世骏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1952年，他带领团队深入蝗区，首次提出飞蝗发生地类型理论，揭示了水旱交替与蝗灾的密切关系。此后，他主张通过兴修水利、开垦荒地，从源头改变蝗虫的繁殖环境。1954年，山东微山湖实施蓄水养鱼工程，短短三年便使蝗区面积缩减四成。1957年，他进一步提出生态治理的完整路径，使防治工作从单纯的药剂扑杀转向农业、水利与生物多手段结合，成效显著。到1960年，全国蝗区面积相比1951年减少了近六成。
改革开放后，这一理念不断得到推广。1985年，科研人员研发的东亚飞蝗种群控制技术通过微孢子虫感染蝗群，三年实验中防控效果超过八成。1988年，新疆艾比湖湿地引入粉红椋鸟捕食蝗虫，使当地灾情下降七成以上。马世骏晚年仍在探索预警模型，将气象数据与蝗虫习性结合，预报准确率提升至近九成。1991年华北特大蝗灾前，他凭借模型提前四十二天发出预警，帮助两省减少二十多万吨粮食损失。
虽然上世纪蝗灾防控成果有限，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，我国的应对能力已大幅提升。2001年辽宁、2003年新疆、2021年塔城都曾发生蝗灾，但通过化学与生物防治、卫星监测、无人机施药等手段，均被快速控制。如今依托遥感、GIS和GPS等3S技术，我国建立了“天-空-地”一体化监测网络，实现了对蝗虫动态的精准掌握。2018年山东东营的案例显示，仅八架无人机便能在十分钟内完成三千亩作业，效率令人震惊。同时，中国林科院研发的绿僵菌生物农药，专门针对蝗虫，对其他生物几乎无害。
从“人蝗对抗”到“生态防治”，我国蝗灾治理经历了艰难而辉煌的转型。如今，虽然蝗灾仍偶有发生，但已不再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大规模威胁。
蝗虫与人类的斗争历史，是一段人类不断探索、不断进步的见证。今天我们更有信心凭借科学与团结守护粮仓。愿未来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粮食丰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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